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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的“富人的耻辱”和马云赵薇们的“叫床游戏”

内容导读: 向犬儒说不,但要于承认人性的弱点,给叫床游戏留下空间;为道德自觉叫好,但请拒绝乌托邦,让富人的耻辱用得其所。 首先这个标题,是绝对的标题党,但事出有因。 马云和赵薇最近的负面新闻挺多,连他们和任志强等名流私下聚会时玩的猜词游戏也被拿...

刘强东的“富人的耻辱”和马云赵薇们的“叫床游戏”

向犬儒说不,但要于承认人性的弱点,给“叫床游戏”留下空间;为道德自觉叫好,但请拒绝乌托邦,让“富人的耻辱”用得其所。  

 

首先这个标题,是绝对的标题党,但事出有因。

 

马云和赵薇最近的负面新闻挺多,连他们和任志强等名流私下聚会时玩的“猜词游戏”也被拿来说事:在把他们玩游戏的相片放大后,可以发现赵薇手里的平板写着“小便”和“叫床”二个词,马云则笑着站在对面。

 

抓住这个情节,有人就痛心疾首地说,原来精英阶层也是这么下流,“人前是一个模样,人后又是另外一种模样”,“满嘴都是仁义道德,其实肚子里还是男盗女娼那一套”。

 

斥骂之后,另一位精英刘强东被请来作为对比的正面典型。前些日子,刘强东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说,几千万极端贫困人口是“整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已经富起来的我们这些富人的耻辱”。

 

同样是精英,同样是富人,一边是声色犬马放荡下流,一边是忧国忧民充满道德自觉,谁烂谁好,谁沉沦谁屹立,黑白分明,一目了然。

 

事实真的如此么?

 

据我所知,这些年对马云的批评,隐晦的,是与特殊阶层的私通款曲;花边的,是有钱就有文化,丑字拍出天价,天分平平却与天后同台;实在的,则是他对淘宝上假货泛滥的痼疾久治不愈负有首要责任。

 

赵薇面临的批评,就直接得多劲爆得多了:无论是早期的军旗事件,她的司机殴打孕妇事件,以及最近因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被处罚事件,每一次都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众矢之的。

 

这些批评之中,证据确凿的,他们固然无法抵赖,就算依据不充分的,他们可以辩解,但承受公众的“苛责”,是他们身为公众人物的代价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对他们在私人聚会之中的低俗游戏咬牙切齿,并将其定性为“男盗女娼”,当作抨击他们“为富不仁”的铺垫,属不属于“苛责”之内?

 

答案是否定的。

 

毫无疑问,无论怎样去定性精英不同于常人的社会责任,他们首先的身份是人,是公民,“低俗”是他们不言自明的权利,是他们的自由;能够向他们提出的,是不要宣扬以低俗当有趣,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足以对世道人心形成冲击。

 

但赵薇和马云的游戏,是在私人聚会上进行;相片里的两个“低俗”之词,是经放大之后才得以显现的,上传者显然也没有“宣传低俗”的本意。

 

因此,这是一次跑偏的炮轰。

 

而就算他们是有意公开地“低俗”,“男盗女娼”的帽子也大得离谱,与“为富不仁”挂钩也牵强附会:一次粗俗的游戏,就成为“不仁”的铁证?要批评他们“不仁”,批评他们放纵假货,批评他们操纵股价,那才是货真价实掷地有声啊。

 

这一个跑偏的炮轰暴露的,除了批评者罹患道德洁癖缺乏容忍精神之外,还有这个思维误区:批判一个人,就要往死里搞臭他、抹黑他,越臭越黑批判就越有力。

 

实际上,这是在自损。类似疯狂时代的“上纲上线”,早已缺乏市场,对此浑然不觉且甘之如饴,非但无法引起广泛共鸣,还由于眉毛胡子一把抓,帮助被批评者逃过了真正的拷问。

 

被作为正面典型的刘强东的表态又如何呢?

 

因有同胞还处于极度贫困之中而感到“耻辱”,尤其是自己所在富人阶层的“耻辱”,听起来虽然刺耳,但由于其主体首先是“整个中国人”,属于集体反思之一种,应该得到赞赏。

 

但是,如同将其他复杂问题简单化会带来种种弊端一样,将“贫富悬殊”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地视为全体国民的耻辱,尤其是富人阶层的耻辱,其毛病也不可避免。

 

这首先是模糊了贫富差距的致命病因和首要责任者。产生贫富鸿沟的原因很多,但滋生不公平竞争环境的制度因素是致命病因,对该病因的生成和医治乏力的政府,是首要责任者。

 

在此情况下,将贫富差距的“耻辱”,泛泛地归结“整个中国人”,是模糊了焦点,归结于富人阶层的表述,还助长了这种错误归责:穷人穷是因为富人富。

 

在富人获取财富是基于不公平竞争之时,“富人富”的确是“穷人穷”的因,但这不等于富人就是穷人的敌人。相反,就总体而言,“先富带动后富”是普遍的事实,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刘强东的京东,就提供了万千就业、创业机会。

 

因此,在仇富情绪日渐发酵的背景下,“富人的耻辱”的提法,存在着遮盖病因并走向错误方向的危险。

 

其次,联想起刘强东之前关于素有人间天堂之名的“某某主义”的表态,就不得不对“富人的耻辱”的真正含义产生忧虑。

 

刘强东此前说,由于技术的进步,机器人代替了人类工作并创造了巨大财富,这些财富政府能够分配给所有人,于是再没有富人和穷人,所有公司都可以国有化了,因此某某主义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大家可以为着精神和感情去奋斗了。

 

尽管他声明舆论对这番表态存在误解,尽管这可能只是中国式生存的一种投机,但他言论中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对政府的荒唐迷信,还是令人目瞪口呆。

 

假如“富人的耻辱”是他这个错误认识和荒唐迷信的延续,那么结论就相当可怕了:我们可以认同“富人的耻辱”的说法,但要如何消除这种耻辱?是继续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进程,扫除不公平的竞争因素,还是以人间天堂的狂想为蓝图,把希望寄放在政府和国有化身上,不是消灭耻辱,而是消灭富人?

 

不假思索地折服于刘强东的“忧国忧民”,并将其当作精英阶层的良心代表,很可能是一个误会。

 

因袁立手撕浙江卫视,中国的精英阶层如何承担其更高的社会责任,最近成为一个话题。

 

很明显,袁立是一面镜子,她的担当,映照出来的,是普遍犬儒化了的中国精英阶层的群体肖像,令人痛心。

 

但对这个现象的批判,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以“高大全”这个远非“苛责”能够掩饰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连低俗的自由和权利都不给,忘记了他们首先是个人。

 

要知道,所有的极权统治,就是从无视自由价值、从不容忍人性弱点的乌托邦开始的。

 

同时,还要保持清醒,不要一看到忧国忧民的精英,就欣喜若狂,一味喊好。

 

在我们这里,基于投机也好无知也好,主张迷信政府和敌视市场,只会导致国忧民忧,是一种更加可耻的堕落;对持有这种主张的精英,要毫不留情地撕下其面具,否则,埋葬自由的乌托邦同样也阴影笼罩。

 

向犬儒说不,但要于承认人性的弱点,给“叫床游戏”留下空间;为道德自觉叫好,但请拒绝乌托邦,让“富人的耻辱”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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