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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的坎坷人生

内容导读: 危拱之 危拱之和叶剑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背着黑锅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得到上边批准。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危拱之被...

危拱之的坎坷人生

  危拱之

危拱之的坎坷人生  

危拱之和叶剑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背着“黑锅”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得到上边批准。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危拱之被分配担任总务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

  中央红军一共有32名女兵参加长征,其中一部分是首长夫人,偶尔还可以骑骑马或者骡子,危拱之是完全用一双“解放脚”丈量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女兵。即便在过草地时,她生病发烧,双脚淌着脓水,仍坚持拄着木棍追赶队伍。蔡畅回忆道:“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

  “危拱之是唯一一名被开除党籍而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万灏痛心地说,“不仅如此,危拱之在征途中还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准备食物、照顾伤病员和年纪大的领导(如董必武、徐特立等);每天要提前到达宿营地为其他人安排住宿的房子或搭建帐篷;有时候跋山涉水,她还主动搀扶伤病员和老同志;此外,危拱之还担负着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向白区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还要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

  这是一名背着“黑锅”参加长征的坚强女兵。

  “危拱之在长征中经受了生死考验,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她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省军区史志办主任吴浩说,“红一军团政治部领导特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汇报了危拱之的情况,请求恢复危拱之的党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夫还是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毛泽东针对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问题,指出:如果他们真的是坏人,又怎么肯陪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1935年底,朱瑞、谭政为危拱之恢复了党籍。”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8.6万多人,抵达陕北时8600多人,幸存者为十分之一,危拱之是其中之一。

  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1936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同年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苏区采访,他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领导的抗日人民剧社的演出后,大加赞赏,并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7月,负责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叶剑英要危拱之率剧社到安塞为东北军部队演出节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危拱之带领剧社在这一地区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叶剑英对剧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党的统战政策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这么多东北军官兵,这比办训练班都解决问题啊!”

  叶剑英和危拱之在广州起义时认识,在同一时期留学苏联中山大学。长征出发时,在叶剑英的关照下,危拱之得以随军出发。在安塞,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经历曲折,表示不便与叶剑英结合。叶剑英说:“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于是二人结婚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携危拱之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西安建立了红军联络处,危拱之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对外职务是红军联络处会计。1937年4月,党中央派毛泽民、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药品及其他等革命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这时,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她因劳累过度,而呕吐、眩晕。她被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危拱之提出连胎儿一起做掉,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肩负的任务又很繁重,加上她和叶剑英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危拱之再次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叶剑英在西安公开活动后,与他天各一方,多年失去音讯的前妻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有关消息,写信与他联系。危拱之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痛苦,叶的前妻与危拱之是武汉军校的同学、广州起义的战友,后又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命运坎坷,如今她与叶取得了联系。危拱之最后痛苦地决定离开叶剑英。”军旅出身的万灏说到这里眼里闪动着泪水,他顿了顿叹口气说:“革命前辈危拱之的人生太坎坷了!”

  危拱之手术出院后,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兑换的法币分批秘密运送西安,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兑换、运送资金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十年生死两茫茫

  “1938年初,党中央派危拱之回河南工作,任河南省委秘书长。”段德文说,“危拱之亲手组建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开封孩子剧团,奔赴中原大地宣传抗日救亡,动员人民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开封沦陷后,危拱之根据省委指示,回到信阳,与信阳县长、进步人士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10月信阳沦陷后,河南省委领导的武装与李德纯领导的信阳县政府武装合编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在四望山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久,该部编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活跃在豫鄂边区抗日战场上。”

  1939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南、豫皖苏等省委。4月,危拱之奉命离开部队,回到豫南省委机关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参加省委领导工作。8月,她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9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西、豫南两省委,恢复河南省委,刘子久任省委书记,危拱之任省委组织部长。

  11月11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组织1800多人的地方民团进攻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危拱之和省委书记刘子久、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等人率留守处武装500多人英勇抵抗两天一夜。12日晚,鉴于敌众我寡,留守处又失去对外联系,省委决定率机关干部和留守处武装突围。13日上午,留守处干部武装胜利突围到桐柏县龙窝,省委决定,王国华带领留守处武装转进信阳敌后抗日根据地;刘子久和省委机关转移洛阳坚持斗争;危拱之到南阳等地指导“精干隐蔽”工作。

  1940年4月,危拱之和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等人一起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危拱之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破坏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此时,中共中央社会部破获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封密电,该密电涉及中共在河南各地的党组织及干部名单,中央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地下党县、区委以上干部,由省委书记王志杰、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直接负责组织撤退工作,至1941年底,河南地下党区委以上干部分别撤退到豫鄂边、豫皖苏根据地和陕北。撤退到陕北的河南地下党干部有100多人,与河南省委机关一起在关中分区马栏镇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3月,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河南省委机关和撤退到陕北的河南干部奉命分别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二部参加审干。7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康生在报告中还点了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的名,诬其为“敌探兼国民党特务”。会后,迅速在延安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河南党组织被打为“红旗党”,省委负责同志遭到逼供审查。

  “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以便能区别对待: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无情。”段德文气愤地说,“如何分清敌我?阶级出生、战场考验之外,还有持续不断的内部审查和“整肃”,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顺理成章地受到严厉审查。延安时期,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1949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人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

  始终乐观地为革命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早在江西苏区时就被整过。宋任穷回忆长征时写道:“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革命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1943年7月22日夜,危拱之在精神受到严重刺激之下,以自杀表示对自己被诬陷的抗议,所幸被及时发现获救。不久,党中央及时发现并迅速纠正了“抢救运动”的失误,对被“抢救”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1945年2月,党组织对危拱之作出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正确结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与危拱之进行谈话,对她受到的委屈表示安慰,肯定了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和贡献,鼓励她振奋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危拱之在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

  在危拱之被审查期间,同样遭受审查的原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对危拱之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安慰和关心,二人在患难中建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党组织认为郭以清的年龄比危拱之小十几岁,如果他们结合,将来的婚姻变数比较大,没有同意他们的结合。危拱之忍痛割爱,服从组织的决定,与郭以清分手。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派危拱之到东北工作,派郭以清到内蒙古工作,从此二人天各一方。1945年冬,她担任中共赤峰市(现属内蒙古)市委副书记,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市内生产、社会秩序迅速恢复。1947年6月,危拱之升任市委书记。这年秋天,日本侵略者败退时,破坏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她不顾个人安危,身背药箱,去疫区处理死者,安排家属,给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

  “危拱之屡经磨难,长期在艰苦环境战斗、工作,身体过多透支,她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病和肺结核越来越严重。”段德文沉痛地说,“在东北,她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她曾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分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乌丹地委副书记、赤峰市委书记。”

  1949年初,党组织把危拱之送到北平治疗疾病,并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危拱之当选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危拱之被病魔摧垮了,再也未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她的余生是在孤单的病痛中度过的,直到1973年2月8日逝世。

  “她就是这样,拖着一双大脚,走南闯北,把妇女解放的思想传播到中国的角角落落,而她所做、所承受的一切比一般的男性还要多,还要艰辛。”段德文说,“咬定青山,屡遭诬陷迫害,却始终乐观地为革命工作,这源于她对党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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