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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内容导读: 1955年9月,毛主席为李贞将军授勋章。(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9年10月,毛主席与李贞将军亲切握手。(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9年,蔡畅(中排左4)、邓颖超(中排左3)、李贞(中排左5)等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将军。(中红...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55年9月,毛主席为李贞将军授勋章。(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59年10月,毛主席与李贞将军亲切握手。(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59年,蔡畅(中排左4)、邓颖超(中排左3)、李贞(中排左5)等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将军。(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将军和甘泗淇将军夫妇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将军和甘泗淇将军夫妇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将军和甘泗淇将军夫妇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89年3月7日,女将军们看望开国女将军李贞(中),自右至左为:李希楷、胡斐佩、聂力、吴晓恒、廖文海。(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为李贞将军题词:开国女将  巾帼精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国家主席李先念为李贞将军题词:忠诚的战士  杰出的女姓。(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86年,李贞将军题词:发杨长征精神  促进四化建设。(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将军晚年。(中红网红色图库)

    女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那是1955年9月27日下午的北京中南海,新中国首次授予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李贞。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甘泗淇同时也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上将丈夫少将妻的“双子星座”,也是当时惟一的“将军之家”。

    当李贞从毛泽东主席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当人们重温李贞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和出生入死的战斗历程,以及她的钢铁亦不失温柔的内心世界,不禁令人心潮起伏、难以忘怀。

    在苦水里泡大的童养媳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威名早已传扬中外,但她那令人心酸的童年和颇为曲折的婚姻,却至今鲜为人知。跟许多历尽艰辛的革命前辈一样,女将军的感情道路也很不平坦,她曾经三次结婚,两次离婚,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1908年正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一个真正贫穷而且十分不幸的家庭:家里仅有两亩薄田,几间草房,父母亲生了 6个孩子,全是女的,而且当李贞那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在那个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孤儿寡母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李贞6岁那年,母亲含着眼泪对她说:“有个姓古的人家,家里没有女孩,希望找一个养女,妈打算让你去,你愿意吗?”李贞看到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便点头答应了。可是,她到古家后才发现,自己不是来做养女的。古家已有3个女儿,这家的大女儿对李贞说:“嘻嘻!你还不知道哩,你是来给我弟弟做婆娘的。”李贞听后,哭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是来做童养媳的。

    那时的童养媳,实际上是变相的丫环。从此,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便落到了李贞还十分弱小的身上。她要去打水,大盆的水端不起,倒掉了,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不会捆,捆了又背不起,回来迟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背一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孩子,背不起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李贞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骂,不知不觉地,她熬到了十五六岁。

    人长大了,胆子也随着大了起来。一次,倔强的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悄悄商量,想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李贞的这些想法,被古家人察觉了。婆婆怕她真的要走,便决定马上让她跟儿子圆房。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正式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然而,这段酝酿了整整十年的婚姻,并没有给李贞带来幸福。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 4岁,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由于长期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怀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丈夫也是如此,虽然表面顺从,但内心却毫无爱情可言。古天顺对于这个从小被家里当作粗使丫环看待的妻子,也很难生出多少柔情蜜意。因此,婚后两人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

    有一次,李贞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待她把柴担回家时,浑身已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候,古家其他人从田里劳动回来,也被雨淋湿了。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婆婆就责骂李贞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生气地回嘴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古天顺见她竟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她劈头盖脑地打来。

    丈夫的粗暴行为,使李贞伤心透了。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绝望,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自己的一线生机,于是,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准备投塘自杀。左邻右舍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注:李贞先前无名,人称“旦娃子”,参加革命后才取名“李贞”),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李贞也许会像刘婆婆所说的那样,认了“女人的命”,做一个任由丈夫打骂的所谓“贤妻良母”。

    但是,历史不是一潭死水,李贞也不是个认命的女人。新的潮流的涌动,使李贞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参加革命给自己起名字

    1926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身解放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尽管李贞当时不可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意,但她能意识到“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不受压迫,能过好日子。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当即就点头同意,并随手递上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脱口应道。18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也不姓旦啊?”    

    “再想想。”那位同志说。想着,想着,一个字突然闯进旦娃子的脑海:忠贞不渝。她听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参加协会不是要求忠诚不改变吗?于是,她试探着问:“叫李贞怎么样?”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从此,李贞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走过了30多年的硝烟岁月,走进了新中国的将帅名册。

    1926年,18岁的李贞参加了妇女协会,不久担任了乡妇女协会委员长。

    被敌人包围纵身跳崖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了。“马日事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湘鄂赣边区特委妇女部长李章被杀害后,吊在桥头暴尸。女共产党员易维五被斩下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敌人四处追捕李贞。 

    当晚,李贞钻进了湘赣边界的深山密林之中。她挎着竹篮子,四处寻找隐藏的共产党员。经过多日奔波,她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员刘先行、刘正元和李汇东。四名共产党员会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李贞任书记——这是济阳县永和区第一位地下党支部书记。李贞和党支部的同志,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终于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回原籍济阳领导武装斗争的王首道接上了头。

    革命火种又在浏阳大地上点燃。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正在筹划之中。9月11日,秋收暴动的工农队伍打进了醴陵,接着又攻进了浏阳。李贞带领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投入战斗,策应部队,打击敌人。眼见游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她突然心生一计。她想,浏阳鞭炮享有盛名,燃放起来好似枪声,何不借此迷惑敌人呢?于是,她找来一个煤油桶,在桶里放起鞭炮来,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果然吓得敌人狼狈逃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白色恐怖又一次降临浏阳河两岸。浏东游击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立了。刘少龄任队长,颜启初任党代表,李贞任士兵委员长。开始,游击队只有几个人,两条枪,其余则是鸟枪、马刀、梭镖。但他们以大围山、连云山为依托,与不断来犯的敌人巧妙周旋,坚持武装斗争。    

    游击队日益壮大,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湖南军阀何键命令周翰带领一个团,同时纠集当地的团防军、联防军,向浏阳扑来,发起了冬季“围剿”。    

    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勇敢顽强,击溃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第二天傍晚,枪声稀疏了。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行撤离阵地。    

    李贞说:“我是共产党员,应当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先撤。”    

    突围的同志刚下山,就遭到敌人的疯狂扫射,除一名游击队员和几名地方干部群众突围成功外,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    

    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从后山偷偷爬上来的敌人迂回包围过来。李贞和几名游击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眼看敌人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贞清醒过来。她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腹中的胎儿已经夭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六十里路,终于逃出敌人的包围,回到了游击队。

    1928年,王首道、张启龙攻打张家坊,由李贞扮装新娘,游击队员化装成迎亲队伍,打下了张家坊。李贞在游击队里是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杨梅生丢了一支枪,按纪律应枪毙。李贞力主让杨梅生戴罪立功,杨梅生免于一死,寻了个机会夺回叁支枪。杨梅生1955年授中将衔。李贞先后担任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

    在斗争中,李贞认识了时任中共浏阳区委书记的张启龙。一次,李贞的母亲病重,由于家境贫寒无钱请医,生命垂危。张启龙得知这个消息后,毅然将自己的生活补贴拿了出来,请妇联的同志转送给了李家。由于救治及时,李贞的母亲很快就转危为安。为此,李贞打心眼里感激这位领导,深深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无限温暖。

    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在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政策下,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及堂弟先后惨遭杀害。1930年,他的妻女也被杀害。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的关爱,李贞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的枕头下。

    渐渐地,张启龙与李贞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不知不觉中升华成了真挚的爱情。1932年经组织批准,他们喜结连理。可是不久,张启龙却被错误地打成了“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他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于是,这一对恩爱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

    1932年,李贞担任湘赣边区红军妇女团团政委。1933年,她先后担任湘赣军区医务学校政委、安福县委副书记,并曾到瑞金党校学习。她还担任过红6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她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将。她常说:“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与甘泗淇的第三次完美婚姻

    1934年8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不久就踏上了万里征途。

    1934年11月的一天,风尘仆仆的李贞刚从外面回来,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就跟了进来。由于是老相识,李贞一边请陈琮英坐下,一边忙着倒水。谈了一会儿工作,陈琮英突然话锋一转:“妹妹,瞧你一个人怪孤单的,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

    “谁?”李贞好奇地问。
    “甘主任,你认识的!”陈琮英微笑着说。
    “他?甘泗淇?”李贞感到有些意外。

    对于甘泗淇,李贞非但认识,还很熟悉。甘泗淇原名姜凤威,也叫姜炳坤。1903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南宁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任湘赣县委宣传部长,李贞当时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从此他们两人就相识了。甘泗淇心胸开阔,平易近人,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李贞对他印象很好。但要和他谈婚论嫁,自己却从来都没想过。

    “恐怕不行吧。”李贞低着头,一下子没了刚才谈论工作时的兴奋劲儿,“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却是个童养媳出身的人,没文化,不般配。”
    “那有什么,我当年不也是个童养媳?再说了,他文化高,你文化低,正好可以帮你嘛!”陈琮英说得很认真,进而又透露说,“我听弼时讲,甘主任对你印象不错,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听到甘泗淇对自己有如此评价,李贞感到非常欣慰,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

    在陈琮英的热心撮合下,1935年元旦,在塔卧村一个白墙青瓦的礼堂里,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婚礼。副政委关向应主持婚礼,任弼时、贺龙等到场祝贺。从此,李贞和甘泗淇开始了并肩战斗的风雨人生。

在长征中夫妇患难与共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共1.8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他们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此时,甘泗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并已怀有数月的身孕。一路上,李贞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雪山。

    长征途中,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俩常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小战士骑。遇到有的小战士患病,他们总是不惜把自己也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救急,而他们则靠吃野菜和草根充饥。两个人的宿营帐篷也几乎成了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的专用帐篷。等他们睡着了,李贞就给他们缝补破旧的衣服。每当看到灯光里穿针引线的妻子,甘泗淇都会油然升起一股敬意,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心尚在她腹中的孩子。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多补充些营养,多休息一会儿。

    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不幸的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由于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他们又终日在遍布陷阱的泥潭沼泽跋涉,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又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焐热;她不能骑骡马,他就背着她走。同志们做了副担架,才使甘泗淇从背上放下李贞来。但甘泗淇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以尽可能减少其他同志的负担。

    看着丈夫抬着担架小心翼翼、步履维艰的样子,李贞的视线模糊了。她对甘泗淇说:“泗淇,你那么喜欢孩子,可……泗淇,我对不起你……”

    甘泗淇知道现在是李贞最为脆弱的时候,她只有多保存一点体力,才会多一分安全走出草地的可能。他连忙制止住妻子:“小贞,你不要难过。我们还年轻,以后会有孩子的。”

    然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有些老同志每每忆及此事,都感到惋惜。

    长征胜利后,贺龙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说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把母爱献给烈士遗孤 
    
    抗日战争时期,李贞奉命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先在冀中参加斗争。后来又回抗大学习,历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李贞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建立后,李贞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1953年,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对加强部队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李贞曾和许广平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苏联,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扩大了中国妇女在国际上的影响。1957年,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为军队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0月后,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等职。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这对革命夫妻,在草地有个小生命夭折后,从此身边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他们却抚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长的陈希云,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安慰他说:“你安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我们这些老战友会帮助照顾好。”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直管到参加工作。体弱多病的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成长,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的女儿。朱老1955年病逝后,李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    

    “一贫如洗”的将军之家

    李贞将军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穿的衬衣、外套,盖的被子等,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身上穿的大多数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领子和袖子都是补丁叠补丁,谁也记不清染过几回了。冬天就在外面套上一件褪了色的棉布军大衣。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出200元钱对李贞说:“这是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李贞连连摇头说:“这钱不能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烈士子女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家具也太破旧了,我们看到都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愿: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好样子,为我们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四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另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上交组织。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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