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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大“红色公主”的悲喜命运

内容导读: 1961年1月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从左至右)深圳罗湖桥头留影。 一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可是...

1961年1月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从左至右)深圳罗湖桥头留影。

  一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纸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黄,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气,那双清澈透明、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憧憬着一个七彩的梦。“难道这是我么?我曾经这么年轻过么?”我反复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就这样信手翻着,翻着,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一种从久远往昔被唤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连现实也变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议。是的,是的,我很难将照片中的这四个女孩子与今天相联系。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娃一样,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就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那样,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倍尝人世的艰辛,度过了苦难的童年。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

  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她毕竟不同于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她已经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白皙的皮肤和红润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和富有朝气。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

  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说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聂力的婚礼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后我不羡慕婚纱和喜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意识,是真正的洒脱!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聂伯伯虽已90高龄,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使你感到这是位至死不会脱下军装的老军人。

  去年元月我陪妈妈去广州参加陶铸塑像揭幕式,聂帅曾给妈妈一信,信上写道:现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鹤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伤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朴素而又饱蘸着感情的语言啊!这次见聂伯伯,他又感伤地说:“广东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亲),客人(老帅们)也不在了,还去干什么呢?!”望着衰老的聂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红了眼睛。

  是啊,广州铭记着父辈们的革命情谊,也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友情啊!聂伯伯请我们吃晚饭,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极了!我往馒头里使劲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临别时,聂伯伯拉着我这个好吃鬼的手说:“下回请你吃涮羊肉!”

  聂伯伯啊,但愿还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二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记得有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又记得,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的,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罗!恐怕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这种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

  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有次,我们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她有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不知为什么,30多年来,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个细节,这件粉末点大的事儿,却使难以忘怀,为什么呢?噢,也许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窥视到了李讷内心对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那个时候我们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了一脑门。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三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在当了20年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住所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应该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聂力、李讷、豆豆,人生聚散无常,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机会再合一次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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