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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衰落之迷

内容导读: 古巴比伦文明距今2500年到6000年,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附近一系列城市文明的总称,后人称为两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最早的寓言、格言、谚语和爱情诗,甚至还流...

关中衰落之迷

    古巴比伦文明距今2500年到6000年,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附近一系列城市文明的总称,后人称为两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最早的寓言、格言、谚语和爱情诗,甚至还流传下来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第一部农人历书等。生活在那个时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凭借着智慧和劳动,将这个地区灿烂的文明一步步推向顶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连年征战,加上巴比伦人在创造灿烂文化、发展农业的同时无休止地垦耕、过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随着气候变化,雨水减少,干旱加剧,使这片沃土最终沦为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漫漫黄沙使巴比伦王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唐代诗人罗隐写过一首诗《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有兴起,有昌盛,自然也有衰亡。文明和国家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为周、秦、西汉、隋、唐五个统一王朝的龙兴之地和都城所在地,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沐尽荣耀。这份荣耀在唐朝时达到了极致。据钱德勒和福克斯考证,世界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是唐朝时期的长安。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然而月圆则亏、日中则昃。长安在唐朝达到它的发展巅峰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五代以来,关中地区不可遏制地陷入长期衰落中。10世纪初,长安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关中”这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词汇,逐渐成为后世文人对于汉唐盛世的一种遥远回忆,正如元代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写道:“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关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政治地位突然跌落并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一千多年来众说纷坛,其中有两条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那就是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

一是过度开发。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产物。一个地区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托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300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得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打开《西安市志》,像“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难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都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据史书记载,唐中后期许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逐粮天子”。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

二是战乱的破坏。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是极其惊人的。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长安致命性的破坏。据史书记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883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885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令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896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而到八年后的904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此后京城成为废墟。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都城继续沿用下去。

除了以上两个被广泛认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长期被人忽视。而这一因素对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没落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关中地区再次崛起和长安重新成为中国首都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就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崛起而导致的东亚范围内力量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在581年隋朝建立,隋唐盛世拉开大幕时,中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国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围是一些组织松散和无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这些民族,如6、7世纪的突厥人,有时能组成强大的联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这类部落联盟都是短命和不稳定的,中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加强边防,利用其内部分歧以破坏其团结。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在对外关系中还是掌握着主导权,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还在中原王朝的能力范围之内。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方面,唐代实行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少数民族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文明成果的传播会缩小文明边缘地区与文明中心的实力差距,从而为霸权在地区间的流动创造条件。唐朝包容开放的对外政策一方面造就了恢弘、博大的“盛唐气象”,扩大了中原王朝在东亚地区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在世界上影响力,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也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一次长期、全面、近距离观摩、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特别是学习中原农耕政权精密的政治组织制度的机会。这大大加速了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使得原本处于部族形态的各少数民族纷纷摒弃落后低效的部落制度,采用“国家”这种先进高效的组织机制,完成了组织形态上的一次大跃进。

至晚唐,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一些效仿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纷纷建立。更为严重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组织形态上也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跃进。这对于中原农耕政权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游牧民族的骑兵远胜过中原王朝的步兵。唐之前的中原农耕民族之所以能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原王朝能利用国家这种组织机制有效地调动长城以南整个农耕区的资源,而北方游牧民族则因为处松散的部落状态无法最有效地组织力量。一旦游牧民族也采取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后,在草原与农耕区的对抗中,中原王朝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自唐末开始,契丹、党项、女真(满洲)、蒙古等游牧民族纷纷在中国北方建立国家。长城内外的强弱形势出现逆转。北方游牧民族像西伯利亚冷空气一样拉开了强势南下的大幕。“塞北本位”的时代来临了。

唐朝之前的游牧民族即使入主中原,骨子里也缺乏那种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像南北朝时的鲜卑虽然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人,仍主动采取汉化政策,积极与汉人同化。唐之后的游牧民族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他们虽然学习中原王朝的规章制度,建立国家,却不认为自己逊色于汉人,而是纷纷创立自己的文字,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对待中原王朝的态度不再是顶礼膜拜,而是想取而代之。从这时起,北方游牧民族再也不像之前那样以劫掠农耕区的形式在东亚政治版图上扮演一个配角,而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参加到决定地区秩序的角逐中来。从此以后,“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的时代过去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不再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而是北方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界线,即400毫米等降水线,也就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与长城的位置大致相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这种大的时代背景的改变,使黄河流域丧失了在整个国家中核心区域的地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关中地区和长安的长期没落。唐朝灭亡以后, “崤函之险”依旧,“关中四塞”依旧, “八百里秦川”依旧,但中国的政治中心却再也没有重回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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