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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性初婚年龄已超28岁,大数据揭示40年来上海女性的这些变化

内容导读: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女性在自身、家庭和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市妇联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布《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通过大数据揭示40年来上海女性的变化。 女性初育年龄为29岁,高于很多西方国家 近...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女性在自身、家庭和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市妇联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布《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通过大数据揭示40年来上海女性的变化。

女性初育年龄为29岁,高于很多西方国家

近年来,上海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女性的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74.8岁上升到2017年的85.9岁,上升了11.1岁,高出全国平均数6岁多。这一指标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位居首位(除香港和澳门)。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女性的寿命显著高于男性,两性平均寿命差距近5岁。上海女性的预期寿命于1999年就达到80岁以上,而男性的预期寿命则在2011年才达到80岁以上,比上海女性晚了11年。

女性婚育状况有何变化?调查显示,上海女性晚婚晚育已成趋势,未婚女青年的比例不断攀升。

与全国相比,上海男女的初婚年龄提高速度高于全国水平,且女性初婚年龄的提高幅度高于男性。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另外,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岁,已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美国26.3岁,英国28.6岁,法国28.3岁),但仍略低于日本(30.6岁)、韩国(31岁)、意大利(30.7岁)等国。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说,过去10年中,青年男性的婚姻状况变化不大,而青年女性的婚姻状况发生显著变化。男女在婚姻状况上的变化差异,使得公众对女性青年结婚难越发焦虑。但是,上海青年的不婚比例在国内并不算高,低于北京、天津、重庆等市,人口总体的婚姻状况更显传统。

人大代表中女性占比超三成

调查显示,40年来,上海女性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性别差距持续缩小。

据统计,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校女硕士生的比重自1986年前不到20%,到1996年起超过30%,2003年跨过40%,2010年已达48.5%。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女生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获得博士学位女生1.27万人,占博士总数的48.8%。截至2015年,上海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比全国女性高出3.3年。

另外,女性在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中的数量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妇女政治参与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上海市级层面也有较大进展。

2018年,上海市人大代表中的女性占比达33.2%,比1983年的22.5%上升了10.7%。自1993年以来,女性在市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在2013年开始超过30%(为31.7%)。从全国范围来看,在31个省(区、直辖市)人大会议女代表比例,上海居第三位,位居前两位的分别是北京(38.0%)和广东(33.3%)。

上海女性也率先进入决策层及领导机构,自1980年代以来,在上海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领导班子中基本上都有女性成员,而从全国来看,直到2006年,中央才提出省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中女干部不少于1人的配额要求。上海不仅较早实现了市级党政领导班子中有女性成员的目标,在过去近40年里,有3届市人大主任和2届市政协主席由女性担任。

高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仍然男多女少

伴随着上海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事第三产业的女性显著增加。2015年,在第三产业就业的上海女性占比达78.2%,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2.3%)。

据统计,从1982年到2015年,在全体女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三个职业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7%、12%和8.5%,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增长幅度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课题组透露,尽管女性的职业层次有了较大提升,但职业性别隔离仍然是就业领域长期存在的现象。男女两性在各类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仍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高层级职业之中,2015年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仅占29.1%,而男性占70.9%。另外,在同一个职业中层级越高的职位,女性比例也越低。2015年的数据显示,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比例已超过男性,占51.9%,但以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为多。由此可见,职业阶层越高,女性人才越少的局面在过去几十年中未发生明显改变。

调查显示,自“十三五”以来,上海女性总体就业形势稳定,城镇女性从业人员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但很不平衡。最新的分区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总体城镇女性就业率为40.3%,但有9个区该比重未达40%,其中最低仅为26.5%。“一方面有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属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新的挑战。”杨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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