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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授予石黑一雄?

内容导读: 瑞典文学院5日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

   瑞典文学院5日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石黑一雄从小生活并成长于英国,受到了英国文化和传统的强烈熏陶。他已经渐渐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年轻一代作家”的一员。因而英帝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世界文学写作焦点的转移同样让他也陷入了沉沉的自卑情结中。不过让石黑一雄陷入边缘化文化身份困境的核心要素并不是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学背景――自卑情结,而是他的个人背景――无根情结。事实上,石黑一雄对于现代日本几乎一无所知。他脑海中的日本印象一直都是根据童年记忆进行建构的,可是现实中的日本却在急速地发展着。在他的前两部小说《群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石黑一雄都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日本,但是这个“日本”并不是他对现实的日本的写实描述,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儿时记忆、通过他自己的想象进行拼凑出来的日本。但是,无论是长崎还是上海,在他的小说中,石黑一雄都只是将它们作为模糊的写作背景而已。作为一名小说作家,石黑一雄从认为他应该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复制现实世界。他只是在利用英国历史或日本历史背景来衬托他想表达一些萦绕在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石黑一雄的小说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可以是日本人,也可以是英国人,他们可以是任何人。石黑一雄仅仅是想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而已,因为石黑一雄一直对日本都没有归属感,他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日本人。 然而,英国人却因为石黑一雄的日本背景而一直将他排斥在英国主流社会之外。石黑一雄的日本背景将他和英国主流社会之间划起了一道鸿沟。这种生活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的状况让石黑一雄陷入了边缘化的文化身份状态,他既无法从日本找到自己的文化落脚点,也不能在英国觅得自己的文化身份。他的作品不关注特定国家、民族的灾难,而试图探讨变革中人们内心的感受。

北京时间10月5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裔英国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颁奖词说:“他的小说富有激情的力量,在我们与世界连为一体的幻觉下,他展现了一道深渊。”

和去年一样,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肯尼亚作家提安哥领跑了博彩公司赔率榜单。但最终两人都无缘奖项。

Ladbrokes榜单。

石黑一雄是一位日裔英国籍的小说家。他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应其父亲的工作需要,全家移居英国,自此三十年后才重新到过日本。石黑一雄曾就学于东安格里亚大学和肯特大学。与拉什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与其他少数族裔作家不同,尽管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文化背景,但他从不操弄亚裔的族群认同,而是以一个国际主义的作家来自诩。石黑一雄的作品不是很多,但他的文笔和风格为他赢得国际的承认。

“记忆”是贯穿在石黑一雄创作始终的主题,第一部小说《群山淡景》讲述了英格兰生活的日本寡妇悦子的故事,故事影射了日本长崎的灾难和战后恢复;《浮世画家》则通过一位日本画家回忆自己从军的经历,探讨了日本国民对二战的态度。

《长日将尽》发生的背景是战后的英格兰,听年迈的英国管家讲述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无法安慰》讲的是在一个不知名的欧洲小镇,一名钢琴家如何挣扎着按照计划去演出的故事。

《我辈孤雏》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上海,讲述一名私人侦探调查寻找失踪了的父母的故事;《别让我走》涉及的主题是提供器官的克隆人……

石黑一雄最初的小说均以第一人称写作,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孤独、压抑、自欺与不安,双重叙事策略起到了解构叙事者自我身份的奇特效果。

而在2015年的新作《被埋葬的巨人》中,石黑一雄努力想要跳出以个体经验来影射历史的写作框架。尽管可能会使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相对弱化,但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叙事的并置、多重空间共存的叙事不着痕迹地缓解了读者焦虑的推理,中世纪古老简洁的叙述语言营造出了陌生化的审美意蕴。

1986年,《浮世画家》为石黑一雄夺得英国惠特贝瑞图书奖并第一次获得布克奖提名,这部小说通过一位日本画家回忆自己从军的经历,探讨了日本国民对二战的态度。

1989年,作品《长日将尽》获得布克奖。

1995年,石黑一雄出版《无可慰藉》,追随一位知名钢琴家在欧洲小镇进行演出的诡谲经历。同年获得契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以及大英帝国勋章。

1998年,石黑一雄获得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

2000年,石黑一雄出版《我辈孤雏》(《上海孤儿》),讲述一名英国侦探调查在上海度过的童年发生的一场疑案。获得布克奖提名。

2005年,石黑一雄出版了《别让我走》,又跳到了1990年代的英国,聚焦一个培养克隆人的教育机构里少男少女追寻身世之谜的故事。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

2009年,石黑一雄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夜曲》,其中的五个故事都以音乐勾连。

2015年,石黑一雄出版了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

石黑一雄和他的“移民写作”

文章来源:《巴黎评论》小说艺术 2008: 184

THE PARIS REVIEW, The Art of Fiction 2008: 184

作者:Susannah Hunnewell

“我和我的妻子曾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有个记者要采访我和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妻子说你为什么在他问严肃问题的时候装作是我的管家呢?我为此乐了好久,打那时起,我开始迷上‘管家’这个隐喻。”采访一位作家,一位自称“管家”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既有着纯正好听的英伦腔调(但他忍不住自嘲自己的日语烂到“吓人”),也保留着日本味道的得体礼仪。

短短的访谈中,他娓娓向我们道来他的生活细节、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自我反思与生活吁叹。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的石黑一雄,在五岁那年,就随着家人搬到了英格兰南部的吉尔福德(Guildford in southern England)小镇。像著名的移民作家、魔幻写实主义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ir Salman Rushdie)和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V. S. Naipaul)一样,石黑一雄的作品广受赞誉,先后获得英国惠特布莱德奖、布克奖以及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并且频频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

Kazuo Ishiguro (born in 1954)

记者:(石黑一雄)你小时候就喜爱阅读吗?

石黑一雄:在我刚离开日本时,一个名为“月光假面”的超级英雄非常出名。我常常站在书店,试着记下少年漫画上每一个关于他冒险的图像,接着我就回家画我自己的。我让我母亲把画纸都钉起来,使得它们看起来有点书的样子。当我儿时在吉尔福德,我只读过英文的《看和学》(Look and Learn)漫画,它是英国儿童的教育用书,相当无聊的文章,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喜欢有一个现在也可能存在着的,日语版的《看和学》,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对我来说也有趣的多。通过这些书我了解到流行的人物形象,再比如,一个日本版的詹姆斯·邦德,一个蛮有意思的漫画人物——虽然名字一样,但和伊恩·弗莱明或是肖恩·康纳利的“邦德”几乎不同。英国中产阶级将邦德视为现代社会之恶:糟糕的电影和下流的语言、没有任何道德感的主角、火辣的比基尼女孩、腐蚀文化。而这些出现在日本的合法化教育语境中,让我看到了十分不同的文化态度。

记:你在学校有过任何写作吗?

石:有的。我去的州立小学正在实验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学校得意于它没有绝对的“课程”概念。你可以去清理手动计算器,制作奶牛陶器,或是创作故事。最后这个广受喜爱,因为可以与他人交流;你写一点儿,然后交换大声朗读彼此的作品。当时,我创作了一个角色叫做“西尼尔先生”(Mr.Senior),与我朋友的童子军领队同名——我觉得它特别合适一个间谍。我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并受到极大的影响;我还模仿了一部维多利亚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为使我们的作品跟书店橱窗中的出版物极其相近,我们在封面上穿孔并在封底摘录报纸评论。

记:这种经历是否影响了你成为一个作家?

石:它的确很有意思,还让我意识到写故事是件轻松事,并且这种想法一直跟随着我。我从未被“编造故事”的想法唬住,因为当你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人人都会觉得写作并没有那么难。

记:你在侦探故事之后,什么又令你着迷呢?

石:摇滚乐。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后,我直到二十多岁才又开始阅读。但我从五岁就一直弹钢琴,十五岁的时候也摸过吉他,接着我开始听流行唱片——超级棒的那些,那时我才十一岁。我第一张真心喜欢的唱片是汤姆·琼斯(Tom Jones)那张唱着“故乡绿色的,绿色的青草地”(“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琼斯是个威尔士人,但这首歌唱的是牛仔生活。我有一个小型的索尼台盘式录音机,我的父亲从日本买给我的,我会直接从广播上录歌,就像是现在的下载音乐,我会竭尽全力辨别每一个单词从嘈杂的嗡嗡声中。然后我十三岁了,我买了一张刚发行的《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那是我第一张迪伦的唱片。

记:为什么喜欢它呢?

石:(歌中的)文字。鲍勃·迪伦(Bob Dylan)是个杰出的作曲家,我一听就知道。有两件事我至今都引以为豪,一是辨别一段好歌词,一是辨别一部好的牛仔片。迪伦的歌词,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接触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或是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文本。然后我发现了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他的歌词很讲究文学技巧,同时他还出版了两部小说和几部诗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意象是天主教徒式的,到处是圣人和玛利亚。他像是一个法国歌唱者,我认同音乐家常常是相当自负的:自己写歌,自己谱曲,自己编排。我觉得这一切都诱惑着我,催使着我开始写歌。

Bob Dylan (born in 1941)

Leonard Cohen(1934-2016)

记:你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石:它有点像莱昂纳德·科恩(的歌),我记得开头是“你是否永不再睁开双眼,在我们生活和嬉闹的海岸”(“Will your eyes never reopen, on the shore where we once lived and played”)。

记:这是一个爱情歌?

石:迪伦和科恩音乐中的吸引力之一,就是你不会知道它是唱什么的。你拼命着去表达自己,但你总是遇到你无法完全理解但必须假装明白的事情。在一个人年轻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羞于承认,但生活就是这个样。他们的歌词中都莫名地包含了这一点。

记:回过头看看你的第一部出版作品《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石:我很喜欢它,但我仍觉得它令人困扰。结尾几乎就是个谜,如此令人不解的程度下,我却没看到任何有艺术价值的收获。它可以说是缺乏经验,错误判读了显而易见和微妙无比的东西。即使当时,结尾也令我不甚满意。

记:那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关于一个和平年代被战时军国主义困扰的画家的故事呢?

石:《远山淡影》中有一个支线情节,讲述了一位老教师重新思考他一生所构建的价值观。我告诉自己,我将会写一整部小说来描述一个人的这种状态。因此,便有了本书的写作;再后来,还有了《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的出版。我看着《浮世画家》在思考,这个关于荒芜人生的主题揭示,在个人职业已经淋漓尽致,但却没有涉及个人生活。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在意的都是你的事业,最终你会意识到这之后人生的一部分耳。这便是我的感受。我还想把这一切再写一次:你是如何荒芜了你的择业能力,是如何荒芜了你的个人生活。

记:你为何决定日本不再是一个适合故事的设定背景?

石:在我开始(写作)《长日留痕》时,我发现我想要写作的本质是一种运动。

记:在那本书中以及许多你的小说中,主人公似乎都在一瞬间失去了他们的爱情。

石:我不认为是否是一瞬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错别了很长的距离。他们可能回过头然后发现,在某一时刻,一切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思考吸引着我们:天啊,这就是盘根错节的命运。但实际上,不只是爱情,他们错过了还有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东西。

记:你为什么让你(笔下的)人物们,“前赴后继”地这样做呢?

石:没有对我个人进行精神分析,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一个作家告诉你为什么他一定要重复一个主题,你最好永远不要相信他(她)。

记:《长日留痕》荣获布克奖后,你有没有因这一成功而发生改变?

石:当我出版《浮世画家》的时候,我仍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出版六个月后,它先后提名布克奖,获得惠特布雷德奖;就在这时,我决定买一台留声机。突然之间,我几乎不认识的人纷纷来邀请我们(和妻子)共进晚餐。你对你的生活几乎失去了掌控。直到三年后我获得布克奖时,我才学会了委婉地谢绝。

记:作家的公众生活,比如说,图书巡讲和采访等等,有没有影响了你的写作?

石:显然,它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一个人的写作。首先,就是它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另一点,你要花费很长时间经受富有见解之人的考问: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总有一只三脚猫,或是解释一下对鸽子派的痴迷…其实,许多东西是无意识进入你的创作之中,至少对这些东西的感性回应本来就是不可解的。有些作家就处理不好,变得敏感而又易怒。这确实对你的写作会有影响,你坐下来写,并且思考,然后开始变得更加刻意。

记:你写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自觉想到一些译者可能遇到的问题呢?

石:当你处于世界不同地域时,你尴尬地意识到有些文化概念根本没法儿翻;有时你需要花四天时间对着丹麦人解释一本书。我尤其不喜欢用品牌或是其它文化参照词,因为它们不仅在不同地方交流不通,也经不起时间的变迁。三十年后,它什么都不是了。一个人的写作不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更是写给不同的时代。

记:你有写作计划吗?

石:我常常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写作,我使自己尽量保持在下午四点前不受邮件或是电话的干扰。

记:你一般写作会有几稿?

石:我几乎没有超过三稿的时候;但必须说,有个别段落我真的是写了一遍又一遍。

记:你如何回应困惑不解的评论家,比如说针对《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1995)的那些?

石:晦涩难懂绝不是我的本意。我力图保证小说的清晰,考虑到它是追溯着梦的逻辑。在梦中,一个角色可能被不同的人描述,我的这种写法必定会导致或多或少的迷惑。但是,我一个字都不会改动;那是我当时写作的感受,我认为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被问到最多的便是这一本,当我做书籍巡展时,我就知道要有好多晚上谈论它,特别是在美国西海岸。学界对这本书的探讨也远远要多于其它。

记:谈到《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你是否和许多评论家一样,觉得这部小说很晦暗?

石:实际上,我一直把它看作是我最振奋而又愉悦的作品。在过去,我常写主人公的失败,他们其实是对我自己的警示,是一些“不要这样过日子”的书。《别让我走》第一次使我关注一些人类的积极乐观层面。好吧,他们可能有缺陷,会陷入人类通病的嫉妒卑鄙等等。但是,我想表现的是三个本质上非常正派的人。当他们最终意识到年岁将尽,我希望他们不会只想着地位身份或是私人财产,而是关心他人并且矫枉过失。因此,于我而言,这本小说是在展示人类的积极性,而非我们道德的薄弱面。

记:你实际上,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丝”。

石:没错。我还是狄更斯、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威尔基·柯林斯的粉丝。我最早在大学阅读的就是这些纯正的十九世纪小说。

记:你为什么喜欢呢?

石: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小说虚构的世界或多或少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所相似;同时,你也可能迷失于其中。(我)对于叙事很有把握,因其使用了传统的剧情、结构、人物的写作方法。由于我儿时读的不多,我需要一个厚实的土壤: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Villette, 1853)和《简·爱》(Jane Eyre, 184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部恢弘巨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1863-69);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2-53);还有六部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五部。如果你阅读过这些,你将会拥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对了,我还喜欢柏拉图。

记:为什么?

石:在他大部分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一些自认为通晓一切的人经过,苏格拉底便坐下来与之相驳。这看起来具有毁灭性,但其实什么是善的本质是难以捉摸的。有时候,人之一生都靠着一个单纯的信念过活,哪怕是不正确的。我早期的书讲的就是这类自以为明白的人。因为现代没有苏格拉底,他们便成了自己的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一段,苏格拉底说,理想主义者常常在两三次打击后就变得厌世。柏拉图表示这其实就像是对善之意义的探索;当你碰壁时,不应感到破灭或是失望。你应该发现的是,纵使探索过程百般艰辛,你仍需初心不减,一往无前。

石黑一雄: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

2015年3月,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出版了十年来首部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这部被媒体赞为“颠覆了西方奇幻文学既定模式”的小说一出版就得到了各方好评。

4月2日本周六下午两点,在上海图书馆西区三楼音乐欣赏室,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老师、青年作家张怡微老师,以及文学博士、本书译者周小进老师,将与您一起聊聊关于石黑一雄、关于《被掩埋的巨人》的那些故事。报名方式请戳文末“阅读原文”。

石黑一雄的最新作品《被掩埋的巨人》,其创作过程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但与许多颇受期待的文学新作不同,这不是一部壮丽的史诗,会讲述跨越一个世纪的烽火连天;也不是一篇对他个人经历的精心拼合与再叙述。对这则娓娓道来却感人至深的故事,作者自己给出的判定是“寓言式的”。

《被掩埋的巨人》故事发生在公元500年前后,亚瑟王时代的不列颠,那是一段我们知之甚少的历史时期。小说讲述一对年迈的夫妻希望寻回他们失落记忆的经历,与此同时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却似乎全都染上了一种群体性的失忆症。

男女主人公艾可索和比特丽丝获准离开他们生活的村落,踏上了路途,一路上先后遇到了一群嗜血的精灵:一头曾经凶残无比、如今年老体衰的巨龙;一位充满激情、胸怀复仇烈火的武士;还有一名倔强的船夫,将旅人们渡往伊甸园般的神奇乐土。很快,他们从垂垂老矣的高文爵士(就是《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的那位高文)口中得知,巨龙那附了魔的吐息就是这记忆迷乱的源头。

抛开奇幻的情节设定,石黑一雄将他的小说称作是一则“放大的隐喻”,探讨的是社会记忆以何种方式运作:不论是一个试图忘掉一场战争的民族,还是一对努力回忆他们香艳初会的夫妇。

尽管在许多之前的作品中探讨了个人记忆的复杂性,石黑一雄还从未尝试在社会层面上直面记忆对我们的影响。“我希望人们能够领会到记忆与欲望是何等难以把握的问题,”他对《赫芬顿邮报》如此说道。“我希望强调人类所身处之困局的复杂性。”

Kazuo Ishiguro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1989年凭《长日留痕》获英国“布克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被掩埋的巨人》是石黑一雄自2005年《别让我走》之后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

2015年3月,《被掩埋的巨人》出版后不久,石黑一雄接受了赫芬顿邮报专栏作者麦迪·克拉姆的采访,以下为相关内容。感谢本书责编宋佥所做翻译工作。如需转载还请私信联系。

✎ 关于创作一部(至少在表面上)与自己早期作品迥异的小说:

我最初的想法是继续我之前写作中所惯常的那种独白。在《别让我走》与《长日将尽》中,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人物的内心意识。他们翻找自身的记忆,有时又会逃避过去中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片段。而那个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水面:“什么时候,我们不如将往事遗忘,并将它们永远尘封在遗忘之中?”

(《被掩埋的巨人》)则并非一篇第一人称的叙事。故事发生在一个我之前从未涉猎的背景之中,这是两个显而易见的变调,而这两个变调都是我有意为之的。

我做了一件15年来,我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事,也就是写一部围绕那个问题的小说--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并将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我无法以第一人称来完成这样一种叙事。

这本书不适合局限在单单某一个个体的头脑中。我必须设法描绘出整个共同体,才能让叙事的发展走出关键性的一步。

✎ 关于集体记忆及其在战争中的角色:

(《被掩埋的巨人》)的创作动因来自于南斯拉夫解体时我在欧洲的见闻,来自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这两起事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接踵而至。它们既骇人听闻,又令人困惑:同在一个小村庄里比邻而居了整整一代人的两个民族,一度亲昵地将自己的宝宝托付给对方照料,怎么会突然在一夜之间举起屠刀彼此相向?

邻居与邻居反目成仇,可怕的屠杀随即降临。这在我看来,就像是某种埋藏的记忆被人刻意地唤醒了,人们这才对彼此心生这般的仇恨。

我一直没有完全放弃以这些事件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但我想,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是一部偏向纪实或历史的作品。那将是一篇讲述南斯拉夫的解体,或是大英帝国与美国奴隶制的故事。但读者会不可避免地将它看作是仅仅围绕那一个事件的叙述。

我想,作为一名不同于非虚构类作者的小说家,我应当可以站远一步,承认这类事件是人类遭遇的一种固定模式,你会看见它们在整部历史中反复出现。

我想说,我所看到的这件事是普遍存在的,或许是永恒的,因此我想将它放置在一个读者能够看出我并非特别感兴趣的背景之中。这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隐喻的背景。而发生在其中的则是一个我们可以映射到晚近历史中的故事。我甚至考虑过让小说中的人物从一个背景跳跃到另一个背景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案例,外加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以及二战后的日本这样的社会。也许未来确实会有这样一部小说诞生,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某个模式一次又一次地重现。但我最终选择了创作一部近乎寓言的作品。

✎ 关于创作情感小说而非政治小说:

我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力求史实精确。我笔下的迷雾中有食人魔,水中会钻出小精灵。也不想寻求任何清晰的道德观--我从不在小说中以此为目标。我喜欢勾勒突出人之为人的某张特定的面孔。我并不想指手画脚地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感受。在一部小说中,情感对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 关于恋爱关系中的“宽恕与遗忘”

我同样希望将这个关于记忆的问题映射到婚姻关系中。我感兴趣的是共同的记忆在一段婚姻,尤其是(比如本书中的)一段长久的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大部分持久的关系而言--不论是亲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还是朋友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宁可抛诸脑后,不再提及的,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阴暗旅途。这时,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就是将它们深深地掩埋。

但在一段像婚姻这样的关系中,你又不得不问,如果你矢口否认某些事情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真的将它们彻底遗忘,那么,这又会对爱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做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真诚?这样的关系还是“真正”的爱情吗?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回到了过去,直面它、直视它,这样做是不是同样会摧毁爱情呢?

✎ 关于在创作中将记忆与遗忘化作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我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使所有人失去记忆,或者使他们的记忆变得极其支离破碎。这也许是一种隐喻,反映的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中某种复杂、微妙得多的东西:我们的记忆是通过媒体、大众娱乐、历史书籍和博物馆来控制的。课本就是人们企图控制社会记忆的一个关键又明显的例证。

当然,这件事总是不断地在日本引起争议。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东南亚的所作所为。

这不是魔法,但有人确实在施展这样的法力。在我笔下的那个经过简化的神话背景中,我创造了一片降临在这片土地之上的迷雾,而这迷雾的超自然魔力能够使人遗忘。

你可以争辩说,降下这片迷雾的人心怀着一个相对良善的动机:阻止这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又是你只能通过强行制造某种遗忘症来实现这一点。在我的故事中,脆弱的和平就是通过这片迷雾来维持的。

(在书中)这对(主人公)夫妻的想法是:为了让我们爱能够存续,我们需要我们的记忆。我们上哪儿去找驱散遗忘的解药呢?我们怎样才能让记忆复苏呢?就这样,它展开成为了一则发生在那些想要让迷雾延续的人和那些想要让迷雾消散的人之间的故事。

✎ 关于将他的作品定义为科幻类、奇幻类或其他文学类别:

我想我也可以将这个故事设定在未来,那样人们就会称它为科幻小说了。如果你写了一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人们就会称它为奇幻小说。

✎ 为什么说普鲁斯特言过其实了:

完全坦白地说,除了普鲁斯特的开头一卷,我认为他的文字实在是无聊透顶。普鲁斯特的问题在于,有时你读完了一个精彩至极的段落后,接下来就要面对两百页赤裸裸的法式势力眼、上流社会的各种小花招,还有纯粹的自我放纵。如此这般,没完没了。但偶尔,我想是当他触及记忆时,他的文字可以非常优美。

我想,他谈论记忆的方式与我的这本书可能不太一样。他非常擅长于捕捉记忆的情感本质。我猜正是他促使像我这样的人在一开始动了围绕记忆提笔创作的念头。

✎ 关于小说相对于电影对记忆的描绘:

大多数小说都会在某个节点上以某种方式涉及记忆。记忆在小说中也如鱼得水。但它在电影中就不那么契合了。这同表达形式有关。我们有闪回手法,而它确实只是一种手法--相当生硬。它是一种叙事手法,而非捕捉记忆质感的一种认真的尝试。时不时地,总有人试图去做这件事。

我还在想,这是否同另一个事实也有关系,那就是:每当回忆时,我们的记忆总是以定格画面再现。如果我现在请你回想你童年时代的某段关键的记忆,你会发现你看到的是定格的图画,充满了感情。但你得设法弄明白,这些感情是如何嵌入那幅活人造型的静态画面的?接着,你又会问,这帧画面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在小说写作中,做到这一点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内心独白足以帮助你实现目标。动态画面似乎与我们记忆的运作方式是相悖的。它具体明确,采用现在时态,而且以均匀的速度展开呈现。这似乎与记忆完全不同。

(完)

《被掩埋的巨人》

[英] 石黑一雄 著

周小进 译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公元六世纪的英格兰,本土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之间的战争似乎已走到了终点--和平降临了这片土地,两个族群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了数十年。但与此同时,一片奇怪的“遗忘之雾”充盈着英格兰的山谷,吞噬着村民们的记忆,使他们的生活好似一场毫无意义的白日梦。

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要赶在记忆完全丧失前找到此刻依稀停留在脑海中的儿子,于是匆匆踏上了一段艰辛的旅程。他们渴望让迷雾散去,渴望重拾两人相伴一生的恩爱回忆--但这片静谧的雾霭掩盖的却是一个黑暗血腥的过去,那是一个在数十年前被不列颠人的亚瑟王用违背理想的手段掩埋的巨人。

一个神秘的撒克逊武士肩负使命来到这片看似平和的山谷,他那谦逊的外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秘而不宣的动机?他的使命带给这个国度将是宽恕的橄榄枝还是复仇的剑与火?而亚瑟王最后的骑士高文则决心用生命守护国王的遗产,因为守护它就就意味着守护最后的和平。

记忆与宽恕,复仇与和平,四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了一处,而结局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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