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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这个怨念怎么来的,怎么破?

内容导读: 这是北京某高校社会学研究生渔樵耕读对基层、农村问题的一篇调研报告,写得是不是实在?不知道您怎么看? 土坯房改造后建起来的新房,2016-6 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村民在谈及中央政府时,都从心底觉得党中央好,习近平好,对中央的...

这是北京某高校社会学研究生渔樵耕读对基层、农村问题的一篇调研报告,写得是不是实在?不知道您怎么看?

“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这个怨念怎么来的,怎么破?

土坯房改造后建起来的新房,2016-6

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村民在谈及中央政府时,都从心底觉得“党中央好,习近平好”,对中央的各种惠农政策非常认可,对党、对中央政府极其拥护。但是在提及身边的基层干部时,却总是不满意:

提到“低保”,部分拿了低保的村民会说“他们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拿剩下的,就给我们了!”没得到低保的村民会说“低保都给了村干部的亲戚,我们?想都不要想。”

但是事实上,据我在赣南几个村的调研,包括翻阅低保获评人的信息,以及拿低保名单上的名字向村民打听,获评人都是确实有生活困难的农户,“给村干部亲戚”这一现象我不敢保证绝对没有(不能保证村干部没有穷亲戚),但是低保确实给了最需要低保的困难群众。

至于“村干部拿低保拿腻歪了再给我们”这一现象,倒是完全没有发现,毕竟大多数村干部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农村中都属于中上等,完全不必为了200块一个月的低保去牺牲自己的名誉。

提到“土坯房改造”,有些得到政策扶助的村民说“其他地方都补三四万,我们每户才一万五!其他的钱?呵,不用说你也知道啊。”我后来去查了政府文件,原文是“新建房屋的:属于分散供养五保户、农村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重点优抚对象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对象,每户补助2万元;属于其他贫困户的对象,每户补助1.5万元。”

也就是说,得到一万五补助的村民其实都得到了全款,并没有出现乡村干部插手截留补助资金的现象。其实当前国家大部分惠农政策,尤其是涉及到资金补助的政策,都采用直接打到农户“一卡通”户头的方式,大大减少了基层干部“伸手”的现象,提高了资金效率。

从这两件事上来说,村民的确冤枉了村干部。

“中央”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都只是一个模糊遥远的存在,“村干部”才是真正为他们服务的对象,可为什么农民会形成这种“中央很好,村干部坏”的印象呢?这种“远亲近疏”的现象有何内在发生机制,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看得见的“缺点”与看不见的“付出”

越是亲近的人,他们的缺点暴露的越是彻底;越是长久接触,缺点的放大效应就越把优点渐渐遮蔽。

现实生活中,基层干部和农民正面接触多,都是身边触手可及的乡里乡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村干部的缺点较易被村民看到。

而在执行一些涉农政策时,村干部又往往做不到既让上级满意,也让全村人都满意,甚至有时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以推动政策执行。这时候那些利益受损的村民便成为“村干部坏”言论的发起人。

“中央”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跟农民接触,只制定、发布涉农政策,而且近年来的中央涉农政策都是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振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精准扶贫以及社会保障政策,“中央”的的确确非常关心“三农”问题,非常牵挂广大农民群众,农民对中央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不管什么政策,真正执行起来还是要靠基层干部,需要他们一项一项政策去分析、研究,转化成可行方案之后操作化落地,需要他们进村入户去跑去落实。

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干部其实是付出了许多精力和劳动的,比如我所看到的村干部们为了完成精准扶贫中的“建档立卡”,连续一个多礼拜熬夜到两三点才能回家。

但是村干部们的这些付出往往是不明显的,村民们看不到他们的付出,甚至看到村干部骑着摩托车上户去落实政策,还以为“当村干部就是好,天天骑个车子溜溜达达!还有钱拿。”

在这种长时间接触、近距离相处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缺点被放大,付出却被无视,久而久之,一些不切实际的负面舆论就产生了。

“好政策”不等于“好执行政策”

而这些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调解矛盾冲突、抚平村民情绪、配置利益格局的工作,都交给了村干部。但是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村干部在执行每项政策的时候都能做到完美无缺,进而对村干部产生怨言,并通过村庄舆论将这些怨言散发出去。

“好政策”赢来的农民拥护和赞扬都给了政策制定部门,而“不好执行”的成本却由基层干部承担了。

不要忽视历史记忆的力量

在这起事件中,农民表达不满时,启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并试图用这种负面评价的类比来制止拆房行为。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村民们在面对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现象时,愿意将眼前的人与事类比到历史中的人、事,历史记忆使村民倾向于肯定自己的判断,而眼前的现象又更加强化了这一负面判断。

“选择性观察”的放大效应

所以得知一些村干部因涉贪被查的消息,他们会口口相传,对这一个案津津乐道。而那些勤勤恳恳的干部,以及服务村庄事务的村干部,被村民有意无意中忽略。

结 语

在讨论农民形成“中央很好,村干部坏”这一问题时,有一个大的背景,或曰结构性因素不能不谈,就是在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交往,事实上越来越少,干群关系渐渐疏远。

在既不需要收农业税,村庄又没有实质性权力来约束村民时,除非有关联到该农户的事宜确须上门沟通,村干部与普通村民的交集渐渐减少。

互动减少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彼此不了解不熟知,这样的情况下,村民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很容易受舆论左右,而非形成自己的独立客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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