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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唐玄奘

内容导读: 玄奘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容易被混淆的人,一说到他,我们往往会想起那个唠唠叨叨的罗家英,那个面对舒淇调戏大流鼻血的文章,那个唯唯诺诺的徐少华也许正是因为关于玄奘的文学人物和民间传说形象太多,以至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形象反而被我们忽略。而...

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唐玄奘
 

      玄奘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容易被混淆的人,一说到他,我们往往会想起那个唠唠叨叨的罗家英,那个面对舒淇调戏大流鼻血的文章,那个唯唯诺诺的徐少华……也许正是因为关于玄奘的文学人物和民间传说形象太多,以至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形象反而被我们忽略。而电影《大唐玄奘》的上映,为我们悄悄地揭开了玄奘真实形象的冰山一角。


  超级学霸的神秘身世


  
  “相对于带我进入寺院的哥哥,我更愿意相信母亲的说法(即因为大水被冲入寺院),我天生是要学佛的。”——电影《大唐玄奘》开场白
  关于玄奘的身世,民间的演绎似乎颇为传奇,无论是《西游记》原著还是后来的影视作品,玄奘似乎都脱不开“江流儿”的说法——他的母亲在危险来临之际将其放在木盆中顺流而下,最终为和尚所救,进入寺院。“如果从学术界的考证来看,玄奘最初学佛是因为家贫,被自己的哥哥带入寺院开始学佛参禅。”唐仲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近年来一直从事美术考古和佛教考古。“相关文献中,包括他自己写的传和弟子写的铭,对生平都有点含糊其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出身不是特别有说头。”而至于“江流儿”的说法,在唐仲明看来,更多的是民间的传说演绎,“不足为信”。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玄奘在学佛期间可谓是颇有成就。
  “如果我们用现在网上流行的说法来说,玄奘算是当时佛学界的‘超级学霸’,他在佛学方面确实很有成绩,对于佛法的领悟很快,而且还有自己的思考。”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的陈坚教授这样表示。
  陈坚表示,佛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系统,再加上翻译的时候有可能加进了译者的个人见解,即使是好学的玄奘有时也会看不太明白。玄奘之所以想到“西天取经”,是因为他对佛性问题搞不懂,“有的佛经认为,只要是人都有佛性,但也有的佛经认为,一个人只有努力修行,成佛后才会有佛性”。
  总之,是佛学的理念困扰着玄奘:“大多数学佛的人,可能学了也就学了,不懂也就不懂,不那么追根问底,但是玄奘却想,佛学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在佛学的发源地天竺(今印度),(佛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决定前往印度求取经书。”
  玄奘到印度后,主要学的是佛教的唯识学,也就是有宗的思想。正因为这个学缘关系,作为“超级学霸”的玄奘在回归大唐之后,成为了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



  御弟本是偷渡者


  
  在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开头,唐僧一身袈裟,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太宗李世民与他结拜,街头巷尾挤满了欢呼的百姓,而“御弟”则成了唐僧身份的另一个标签。“我看了一下《大唐玄奘》,感觉电影在玄奘出关时的描述还是比较符合历史的。”陈坚表示,玄奘最初的取经之路,实际上更像是一次“偷渡”。
  据史料记载,唐朝虽然不禁止对外经商,但是对于国人走出国门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出关必须得到大唐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而且玄奘的和尚身份是比较特殊的,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大唐王朝的‘公务员’,所以他在出关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而如果私自出关,一旦发现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陈坚表示,从南北朝开始,到清朝中期之前,僧人的数量始终是受到国家掌控的。“我们现在有宗教信仰自由,当和尚只要合乎法律和佛法即可,属于民间行为,但是在过去,从南北朝开始,僧人的数量是由国家的所谓‘度牒’制度控制的,你只有拿到了‘度牒’,才可以出家为僧,才能得到国家的允许和保护。”陈坚表示,正是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僧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点属于“公务员”的意思。我国古代“度牒”制度的执行也极其严格,因为“一旦你出家,就可以享受供养,你所在的寺庙也会有自己的土地,相当于地主”。当然历史上也有私度僧人现象的存在,尤其是自由派禅宗兴起后,“度牒”制度是受到了一定冲击。但作为一种官方制度,“度牒”直到清朝雍正时才被废除。
  特殊的“公务员”身份,以及没有相应的出关文书,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自一开始就蒙上了“非法偷渡”的恶名。而在电影《大唐玄奘》中,对于这一段的描述则显得极其真实:自凉州开始,玄奘每一次向前都充满了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官方带回长安,甚至身陷牢狱之灾,这与后来文学艺术加工成动辄被女妖喊作“御弟哥哥”的唐僧,有着天壤之别。



  不得志的海归


  
  在《大唐玄奘》的结尾,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长安市民的热烈欢迎,鲜花纷繁之际,玄奘那棱角分明的脸则有一种佛家弟子应有的空灵平静。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切接见”,而这一次的接见,则多少为玄奘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彼时的李世民已经平定辽东,这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盛世的神武帝王,此时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
  平定西域,打击突厥,扬大唐之国威,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陈坚表示,在那个资讯极其不发达的时代,玄奘无疑是李世民经略西域的最佳人选:“相当于让玄奘作为政府的西征军事顾问或者是情报提供者,毕竟玄奘了解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
  但是李世民的三次要求皆被玄奘拒绝,而作为回报,玄奘要求回归山林翻译经文的愿望也一次次的落空,君僧二人开始反复的博弈。
  “最终博弈的结果,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记录的《大唐西域记》的出现。”陈坚表示,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成书,而相应的作为回报,房玄龄也组织僧人在长安一带助玄奘翻译经书。
  博弈并未影响玄奘的致力佛学研究的梦想,但残酷现实是:大唐佛学界内部对于玄奘和他的唯识学的冷落。这才是玄奘不得志的原因。“事实上,如果单纯从佛学上来看,玄奘无疑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教唯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说到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不宜被过分夸大了。中国现实佛教体系的真正缔造者还是像慧远、僧肇、智者大师、慧能、法藏等没去过印度的“土和尚”。至少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是持有这样的观点。”陈坚这样表示。
  据陈坚介绍,在唐朝时期,中土的佛教主要以“空宗”为主,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在古代印度佛教实际上是分为‘空宗’般若学和‘有宗’唯识学两个体系的。”
  但是当玄奘抵达天竺之后,天竺佛教则是“有宗”占据了主流。玄奘在印度学习期间,所接触的也全部是有宗的佛学体系和内容。这或许就是玄奘后来郁郁不得志的原因。“其实玄奘求取真经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弘扬光大,让更多的百姓接触到正宗的佛教,但事实上除了翻译了自己带回来的经书之外,玄奘并没能把自己在印度所学到的东西传到民间大众中去,从这一点说,他确实是一个不得志的佛学家。”陈坚认为不管怎么说,玄奘本人的唯识学造诣,包括唯识学思想本身,是永远值得后人仰望的。当然,对玄奘来说,最值得他欣慰的,可能还要数他所翻译的我们中国佛教徒天天在念的《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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