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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瑞生案有多轰动?

内容导读: 小说戏剧电影等纷纷争抢题材,10年后依然有人记得被害人 1920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买办阎瑞生因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了筹钱伙同他人谋杀了当时的花国总理王莲英。1年之后,由该案改编的电影《阎瑞生》在上海上映,不但票房火爆,而...

小说戏剧电影等纷纷争抢题材,10年后依然有人记得被害人

 

阎瑞生案有多轰动?
 
阎瑞生案有多轰动?
 
       1920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买办阎瑞生因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了筹钱伙同他人谋杀了当时的“花国总理”王莲英。1年之后,由该案改编的电影《阎瑞生》在上海上映,不但票房火爆,而且也成了当时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如今重新审视该片,其带给中国电影的意义,恐怕不仅仅只是“第一部长故事片”那么简单。

  高级白领谋杀高级妓女
  
  如果只是梳理阎瑞生案的大体情节,该案或许并不算复杂曲折:1920年,上海洋行买办阎瑞生因为欠下巨额赌债,于是伙同两个同伴谋杀了妓女王莲英,劫走了王身上的名贵首饰。同年11月,落入法网的阎瑞生等人在上海龙华被执行枪决。
  但是在当时,该案却轰动了整个上海滩,上海当地的大小报纸对该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报道,一大批以阎瑞生案为题材的小说和话剧京剧也在上海滩的戏园子里唱响,并最终促成了电影《阎瑞生》的诞生。“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阎瑞生案其实是一部非常曲折的案件,有着很强的社会传播效应。”张新英,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讲师,曾对影片《阎瑞生》和阎瑞生案件进行过长时间的研究。
  阎瑞生案之所以能够轰动,与案件中的两个当事人的身份有着很大的关系。
  作为犯罪嫌疑人,阎瑞生毕业于震旦大学(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该大学的专业被划入复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华东理工大学等),与当时上海的闻人朱葆三的儿子朱老五是同学,交际广泛,会说英语法语,同时还是洋行的买办:“可以说阎瑞生就相当于现在的高级白领。”
  而被阎瑞生谋杀的王莲英,也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妓女,而是“花国总理”。“所谓花国,就是妓院,那么这个花国总理的评选,其实有很深的渊源。”据张新英查阅资料发现,当时上海的花国评选有很长的历史,最初这种评选是参照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制度而设立的一种妓女评选仪式,而且受到社会的认可。“也就是说,最初的时候是按照状元、榜眼、探花来划分的。”
  而随着1910年—1917年的军阀内战,花界评选暂时停止,1917年重新开评之后,花界评选不再沿用科举制度的称谓,改为军政职务:“因为当时进入民国了嘛,所以称谓上也变了,也就是赶时髦的意思。所以再选,就是花国总统,花国总理,花国督军等等。”
  作为当年的花国总理,王莲英不但长相漂亮,而且唱功不错,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高级妓女之一。
  “当时的社会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高等妓女在社交界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张新英表示,当时上海滩的小报对妓女的态度也与今日不同,并不把妓女的存在看做是上海生活丑陋和阴暗面的象征,也很少谴责妓女对社会的危害:“而且很多时候,这些高等妓女的一举一动,甚至是记者最有价值的新闻。”
  正因为如此,当阎瑞生案发生后,轰动了整个上海。“那么轰动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有份资料显示,当时《晶报》在1930年,也就是王莲英被害10年后,还特意开了专栏缅怀王莲英。”张新英这样表示。

  从主流到非主流
  
  1920年代的上海,大众的主流娱乐方式是戏剧,而少部分喝过洋墨水的有钱人,把看电影当做一个“非主流”的时髦行为。只是当时上海的主流电影基本以外国电影为主,国产电影业还处于萌芽状态,完全不成气候,更谈不上盈利。
  而这也促使了阎瑞生一案被率先搬上了舞台。
  1920年11月23日,阎瑞生被执行枪决,第二天,上海的报纸上不但出现了关于阎瑞生案的报道,同时还出现了大世界乾坤大剧场《莲英劫》的预告,第三天,大世界和笑舞台就正式推出了《莲英劫》和《莲英被难记》。“《莲英劫》 属于典型的海派京剧,而《莲英被难记》则是文明戏,也就是话剧。”
  第五天,汉口路的一家大舞台也开始上映此类剧目,而到了1921年2月份的时候,上海演艺界最多的时候一天有5部阎瑞生题材的戏剧在同时上映。
  与阎瑞生题材在上海戏剧界火爆相映成趣的是,一大批印有被害人照片和犯罪嫌疑人照片的《莲英被害记》、《莲英惨史》、《阎瑞生秘史》等应时图书也纷纷出版热卖。
  毫无疑问,阎瑞生案的火爆,使得当时的上海文艺界出现了一股“阎热”的潮流,而在这股热潮中,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和陆洁这六个电影爱好者,也对阎瑞生案产生了兴趣。
  或许在当时,这六个人不过是“非主流”而已,但是如今回头来看,他们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其中徐欣夫、顾肯夫和陆洁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的著名导演,而参与该片导演的任彭年,担任编剧的杨小仲等人,也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的中坚力量。“非主流”的团队在当时也做出了一个“非主流”式的选择——在影片《阎瑞生》中,演员以非专业演员为主。其中阎瑞生的扮演者是陈寿芝,而陈寿芝本人与阎瑞生就是挚友,其模仿阎瑞生的动作表情惟妙惟肖,而受害人王莲英的扮演者则是已经从良的妓女王彩云。“这个创新是非常大胆的,同时也很吸引观众。”张新英表示,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在后来影片上映之后,也成为了电影的一大看点。

  对话
  张新英:电影《阎瑞生》价值是难以估算的
  
  山东商报:阎瑞生题材的大热,也为电影版《阎瑞生》 的诞生制造了条件?
  张新英:是的。在当时的上海,大众的主流娱乐方式是戏剧,而电影则属于高端的娱乐方式,在当时只有一些有钱人或受过西方影响的年轻人才会看电影。
  不过在阎瑞生案出现之后,尤其是文学和戏剧创作上的“阎热”出现之后,一些喜欢电影的人就开始动了把阎瑞生案搬上银幕的想法。于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和陆洁这六个喜好电影的人,开始尝试拍摄电影《阎瑞生》。
  山东商报:这六个人当时好像没什么名气吧?
  张新英:这倒是真的,当时在这六个人里,陈、施、邵、徐四人都在洋行供职,嗜好电影,而顾肯夫、陆洁更是超级影迷,曾联手创办了被誉为“中国第一本电影专业刊物”的《影戏杂志》。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电影发烧友。
  不过在电影《阎瑞生》之后,这六个人里有三个人成了中国电影早期的知名导演,即徐欣夫、顾肯夫和陆洁。
  此外,电影《阎瑞生》的导演是由任彭年担任,他也是早期中国电影界的著名导演,还曾创办过东方影片公司。而编剧则是杨小仲,他在电影界的地位也非常高。此外,电影《阎瑞生》本身也成就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第一部长故事片。
  山东商报:那么电影《阎瑞生》的票房如何?
  张新英:具体的详细数字我并没有查到,但是票房利润是非常可观的,据《中国影戏之溯源》记载,该片在上海由西班牙商人雷玛斯经营的夏令配克影戏院上映时,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观看:“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另外在一些文字记载中显示,该片在全国曾持续放映了两年,可见收益还是非常大的。
  山东商报: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成功的商业化电影?
  张新英:我觉得称之为商业化电影不是很准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电影的火爆也让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和观众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商业潜能,从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中国本土电影实业的发展。
  作为电影《阎瑞生》的编剧,杨小仲曾经回忆这部电影时说:“自从《阎瑞生》上映得到空前盛况,一些资产阶级,便认为电影事业大有可为,于是就崛起一些新兴的影片公司。”尽管这些新兴的电影公司有不少只是昙花一现,但无论如何,彼时力量薄弱的中国本土影业因该片而获得了诸多启示和信心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同时我还认为,这部电影也为中国电影从业者留下了一批宝贵的人才,比如说任彭年、杨小仲、顾肯夫、徐欣夫、陆洁等人。在当时中国的电影还处于萌芽阶段,人才匮乏,经验也匮乏,《阎瑞生》从拍摄到制作上映,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像刚才提到的任彭年、杨小仲、顾肯夫、徐欣夫、陆洁等人,他们一度成长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些人的电影生涯甚至持续到了上世纪60年代。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阎瑞生》给我们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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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瑞生案详情
  
  1920年,毕业于震旦大学的洋行买办上海人阎瑞生嗜赌成性,挥金如土。
  在赌场失意之后,他想翻本,向妓女题红馆借了一枚价格昂贵的钻戒,抵押给典当行,换成现金,用来购买赛马彩票,结果本金输光,无力偿还。
  一日,他在好友朱老五(上海闻人、巨商朱葆三之子)家里,邂逅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阎见她满身贵重饰物,顿起谋财害命之念。
  于是阎瑞生想出一条毒计:暗地购买麻醉药和绳索,同时向朱老五借来一辆高级轿车,邀约王莲英出游兜风。王莲英被骗上车后,阎瑞生驾车急驶,直奔郊外。游至半夜,车停上海郊北新泾,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好友相助,用麻醉药棉花将王莲英闷倒勒死,抢走她身上的饰物,移尸麦田后,逃匿青浦阎的岳丈家。
  事发后,警方追查极严,阎瑞生惶惶不安,东躲西藏,先后遁迹江苏松江、海州和山东青岛等地,最后难逃法网,在徐州火车站被包探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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